方国俊，中国20世纪70年代首批选拔的19名宇航员中的一员，而从其此后的人生经历来看，应该是那批宇航员中最成功的一名。“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 中国首届宇航员，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曙光号最终没有发射，要不然中国航天第一人应该是我。”直到今日，方国俊依然无法对当年没能一飞冲天释 怀。
60年代首次秘密培训
提起上世纪70年代中国“选航”，方国俊一下子兴奋起来，“其实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选拔过19名宇航员，这已经不 是什么秘密。其实早在1961年，中国空军部队的24名优秀飞行员就曾经秘密接受过宇航员的培训，而方国俊正是其中之一，“我们当时的教官是钱学森。”
60年代空军选拔的24名飞行员是以学习改装新机种为借口，集中在一起进行培训的，对外则一律宣称是在学习飞机改装理论，但其实这24人一直是在学习 有关载人航天的理论知识。当时上课的地点并没有固定，有时候在河北的沧州，有时候在北京的通州。而由于要严格的保密，这批人居住的时候都要交叉居住，也就 是说如果一个房间内住两个人，那必定有一个人是科研或者其他人员。
“当时我们每天有8小时的学习时间，1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个别的时候晚上会加班学习。但更多的时候大家都是各自学各自的，只有关系好的，才会偶尔私下交流一下学习心得。”
方国俊说虽然那段时间的生活很单调，但自己却始终很兴奋，因为毕竟是在做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这种兴奋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0个月以后，由于经济等原因，该项目下马了，大家也都回到了原来的部队。
尽管如此，方国俊却一直在期待着，他始终相信自己会有登上飞船上太空的一天。但是让方国俊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等就是10年，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10年后他竟然再一次与自己的梦想擦肩而过。
70年代意料中二次入选
1970年，方国俊34岁，任职空军驻广东某部队飞行团长，妻子和孩子也刚刚从上海迁到了北京。当年9月的一天，方国俊至今可以回忆出那天的天气很 好，他正组织训练，就接到了上级要他去北京执行任务的紧急通知，尽管当时师长和政委都没有透露半个有关宇航员的字，但方国俊却感觉到了自己此行北京目的 ——参加中国首批宇航员的选拔。
简单的收拾行李后，方国俊找来了妻子和3个孩子，没有解释此次外出执行任务的原因，也没有说自己要去北京，就和家人在部队大门口的小照相馆里照了一张 全家福，这张相片至今被完好地保存着。方国俊说自己当时就猜到了是关于宇航员的事情，他当时感觉自己各方面素质都很不错，上的可能性很大，同时也担心自己 万一回不来了，所以才有了和家人照张相片的念头。
随后，没有和家人道别，方国俊就踏上去北京的征程。到了北京，他惊喜地发现了很多曾经一起学习过的熟悉面孔，由于来北京之前，部队领导就交代了此行的保密制度，所以大家也只能心照不宣地互相问一句：“又来了？”
方国俊等人随后开始接受严格的身体和心理检查，随着检查项目的难度越来越高，人也陆续地被淘汰，在所有检查项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一天，他们看了有关 苏联加加林的宇航纪录片，这时候领导彻底交了底：能坚持到最后，留下的就是中国第一批宇航员了。当然，凭借出色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以及优秀的体检成绩，方 国俊被留了下来，并与王志跃等两名战友一起组成了当时三人的“首飞梯队”。
35年前的航天员生活
方国俊回忆说，当年他们体检时住的地方，其实就是现在北京空军总医院门诊楼的二层，和第一次学习理论不同，这一次更注重了身体的素质。在那里，他们没 有自己活动的时间，平时除了检查身体就是看看书和资料。在空闲的时间里，最多的就是集体打球，偶尔也会组织大家看看电视或者看场电影。
不仅如此，在那里他们还有着极其严格的作息时间，每天6点起床，9点睡觉，睡觉后还不能随便说话，甚至还有专人巡逻查寝。方国俊说自己刚开始一点也不 习惯那么早就睡觉，但没有办法，只好躺在床上熬时间，久而久之，也就能睡着了。他说这个良好的习惯，直到今天他都一直保持着。
当年他们在那里的饮食也有专人配制，每日三餐量都不多，但吃了却不感觉饿。早餐一般是牛奶、咖啡、豆浆、粥，每人还有定量的2个鸡蛋以及腌制的各种咸菜，午餐主食一般是米饭、面包等压缩食品，菜有芹菜等蔬菜、还有豆制品和适量的瘦肉。晚餐和午餐基本相同。
那场记忆犹新的体检
对于当年曾经进行过的特殊检查，方国俊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他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离心机的检查了。正常情况下飞行员都要承受5个G以上的载荷，少于5个 即为不合格。进入太空要承受很大的重力加速度，而离心机就是为了检查人的耐荷能力，而由于太空船在发射和回收的时候都要承受10个G左右的载荷，这意味着 要承受10个身体重量的压力，所以受选人员要承受12个G的载荷才合格。
“当时坐进离心机就像坐进了一个飞机的坐舱，离心机启动以后，速度越快离心力就越大，人承受的载荷也就越大。在我们的面前有一盏灯，开始时灯一直亮 着，随着速度的加快，灯也就逐渐暗了下去，当灯完全灭的时候，就要赶紧按在坐椅扶手上的呼叫按钮，这样就可以测出此人能承受的最大载荷。”
方国俊当时承受了12.5个G的载荷，这在当时那个团队是最好的成绩，但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至今他的身上还留有许多黄豆大小的小血泡，事隔30多年一直都没有消失。
除了离心机的载荷承受检查，当时的受选人员还被带到了北京通县，在安-2型飞机上进行了前庭功能的晕机检查，还让他们坐上改装后的失重飞机模拟太空中 的失重飞行。忽上忽下的抛物线飞行，飞机又是盘旋又是翻滚，让人不仅体会了失重，也经受了飞机下降时的超重。“就是作为飞行员，我也没有尝试过在短短几分 钟的时间内，一会儿是轻飘飘的，一会儿是千钧压身的，我还好一些，当时有很多战友都感到了鼻塞、黏膜充血、耳鸣脑胀等症状。”
此外，他们还进行了有关平衡、耐氧、寂寞等方面的检查。方国俊各项都很优秀，他说，检查到最后，有关领导就已经给他透露，如果“曙光1号”飞一人，那非他莫属，如果飞两人，那也一定有他一个。
就在方国俊和他的战友们为飞入太空继续储备力量的时候，“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曙光1号”由于种种原因被迫下马，方国俊遨游太空的梦想也就此破灭了。
个人资料
方国俊，河南禹州市人，1936年出生。1949年入伍。1988年8月1日，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发并亲自授予空军少将军衔。1990年至 1996年任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20世纪70年代，方国俊在中国首批选拔的宇航员中以优异成绩荣获第一，2003年被正式认定为中国预备航天第一人。
薛伦 34年前的宇航员训练筹备组组长
绝密电报急召进京
“如果不是当时所谓的‘九、一、三、事件’等政、治原因，我们那一批肯定是能成功的。” 薛伦将军说起当年的事情感慨依旧，“因为不管是身体、心理素质还是专业技术，他们都是无可挑剔。”薛伦掷地有声地说，“说实话，直到今天我还为这事情遗 憾，毕竟当年参加‘选航’的大家都付出了太多的东西。”说这话时，薛伦的眼睛始终注视着前方，好像在回忆当时那终生难忘的场景。
薛伦清楚地记得，1971年5月12日，空军以绝密电报紧急命令时任空24师师长的薛伦、空34师副师长李振军、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所长郭儒茂等7名干部，务必于5月14日到北京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报到。
5月15日，空军宣布成立“宇航员训练筹备组”和“反弹道导弹小组”，并指定薛伦为“宇航员训练筹备组组长”，李振军则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当时的我 们除了激动，就是高兴，却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条路上可能遇到的艰辛和困难。”说这些话时,很明显可以听出薛伦当年的那份喜悦和激动。
宇航员训练计划涉及中国最高机密，薛伦他们当年以毛主席批示的时间作为代号，称作“714办公室”。办公地点暂时设在空军学院，行政上归空军司令部领导，但是当时连空军学院领导都不知道薛伦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几个人、几间办公室，一部电话，薛伦任组长的宇航员训练筹备组就开始办公了。
薛伦他们后来才知道,在整个载人航天工作中最重要的宇航员选拔，其实早在1970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由国防科工委507所黄志平、空军训练部副处长彭功阁等人组成的秘密小组，已经从经验丰富的歼击机飞行员中挑选出了一批备选宇航员。
这些初步筛选合格的飞行员于1970年下半年，分批到北京空军总医院和507所，进行宇航员身体检查和心理检查，并在离心机上承受载荷能力的检测。
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薛伦回忆当时宇航员训练筹备组的任务是负责宇航员训练，“当时的时间很紧，因为‘曙光1号’载人飞船预计要在1973年用东风-5号火箭发射，飞船要 搭载两名宇航员。”所以宇航员必须在1971年11月进行集中训练。但对于载人航天，大家除了从观看的录像中了解的有限知识外，其余的都要靠他们自己去摸 索。
半年时间，要组建一个复杂的航天员训练机构，在现在看来真有点天方夜谭。然而，紧迫的时间并不允许薛伦他们过多的考虑，就开始了紧张忙碌的工作。
虽然说宇航员训练筹备组的几个人都是从空军各单位精选出来的优秀干部，组织飞行经验丰富，但宇航员的训练难度要远比飞行员训练高出很多。所以，他们在 一边积极筹建宇航训练的各项组织准备工作的同时，抓紧一切时间，搜集有关资料和学习宇航知识、熟悉与宇航各有关的部门情况。
包括设想宇航员训练机构的设置和组成(机关、宇航员、飞机地面维护人员、外场各类保障人员)，宇航员训练场地的选择，宇航员“失重”训练飞机的改装，宇航员技术训练的内容和程序、理论教育内容，以及生活保障等一系列具体问题。
当时将宇航员进行飞行技术的训练场地初步定在了建设中的四川西昌机场。薛伦还专门带人进行了考察和调研。此外，他们还建议宇航员训练用的“失重”飞机，基于当时国内装备中较为先进的英国“三叉戟”或苏制图-124飞机进行改装。
与此同时，在当时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专家们已经研制出宇航员飞行服、宇航员食品、宇航员生命保障系统等宇航产品，一些训练用的大型设备也已经完成。
当时航天专家向筹备组的成员介绍有些产品已经研制到了第二代，甚至开始更新一代产品的研究。但是这些产品究竟是否适用，效果如何，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
宇航员训练筹备组还从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有关高等院校聘请了专家、教授，给宇航员讲授有关地球物理的知识。
很快几个月过去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当中，薛伦说，按照当时空军的计划，要先成立一个宇航部，配备好领导班子，以此建成一个包括宇航员、警卫队和保障人员等在内的约500人的单位。接着就要筹备航天员训练基地，以便尽快开展航天员的训练工作。
突如其来计划流产
谁也没有想到，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而当时的空军正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危害的重灾区，整个空军系统 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当时谁也没有心思顾及宇航员训练的问题，集中训练被迫搁置。”薛伦回忆道。1971年11月中旬，空军宣布解散宇航员训练筹备组，宇 航员训练不得不中途下马。刚刚起步的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因此一下搁置了20多年。
“当年筹备组解散的时候，大家都很痛心，但却无可奈何。”虽然2003年杨利伟的成功让薛伦等参与过70年代“选航”计划的老航天人感受了前所未有的 兴奋，但还是有一些失落和难过，“毕竟我的飞天梦曾经仅仅就是一步之遥。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自豪的说，当年的工作给此后的航天事业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 验。”说到这里，薛伦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就好像还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宇航员训练筹备组组长。
个人资料
薛伦，1930年2月出生。1945年3月参加党的地下工作，1945年8月1日入伍，1946年6月入党，1951年学习飞行。1991年离休，离休前曾担任空6军副军长，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
王志跃 打下U2飞机的航天员
1968年3月7日，作为一名歼击机飞行员，王志跃驾机击落了一架飞在2万米高空的美国U2侦察机，因此荣立一等功。1970年底，王志跃参加中国首批宇航员的选拔，并最终从1800多名飞行员中脱颖而出，成为19位候选人中的一人。
34年前的紧急集合
谈到34年前那场特殊的体检，王志跃是满脸的自豪，毕竟并不是每一个飞行员都能进入那19人的大名单。虽然“选航”的经历并没有能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但却让他肯定了自己。能从1800多名飞行员中脱颖而出，不仅仅是因为王志跃有合格的政治条件，优秀的飞行技术，最重要的就是他不但有出色的身体和心理素 质，自身反应也极其敏捷。
1970年11月的一天，事前并没有任何的预兆，正在安徽芜湖空军第三师服役的歼击机飞行员王志跃接到了“北京有任务”的紧急通知。于是还没有来及通 知家人，他就在限期内到达了北京空军总医院。几天之后，近100个人陆续到齐，居住地被封闭，除了检查身体，他们不能和外界接触，也不能给家里打电话和写 信。11月中旬左右，王志跃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了长达几个月的身体检查，没有人解释这一切是为什么，他们也没有刻意地去找答案。
王志跃用“流水线”、“淘汰制”两个词形容了全部体检过程，“那时侯的状态就像工厂做工的流水线，合格的继续下一项检查，不合格直接走人，后续的人补上。”
就这样，常规检查持续了一个多月以后，所有常规项目检查都合格的受选人员开始一些特殊项目检查，比如离心机、失重飞机等。那时王志跃大概明白自己此次 来京的目的——参加中国首批宇航员的选拔。等全部体检完成后，所有的受选人员却全部回到了原部队。由于种种原因，那场让人记忆犹新的体检最终没有了下文。
个人资料
王志跃，1941年出生，1958年入伍，1996年退休。山东莱州人，退休前曾是空军某师师长。本站摘编自张蕊组稿《35年中国航天员全记录》原载：新世纪周刊
